發掘子女潛能有妙方

星期日為教會在英華小學舉辦的一個講座擔任主持，當中請了蘇緋雲博士分享教育子女心得。蘇緋雲博士是位科學家， 同時也是一位教養兒女「 高手」。她的「犀利」之處就是四個子女，都是約十歲就進入大學，十四五歲大學畢業，二十歲前便取得博士學位。因此，一大班家長包括我自己也慕名而來，聽聽她分享培養「人才」的心得。

我在研討會中發現香港不少家長，尤其是中產的家長，十分關注子女的成長及教育，很想望子成龍。

蘇博士是香港人，由於很多年前移居加拿大，比較認同美式教育方法，儘量給予小朋友自由。她的小兒子年少時曾把教會的門鎖拆掉，她當時並沒有責備兒子，因為她覺得之前沒有向兒子說清楚教會的鎖是拆不得的。她認為責任不應全在子女身上，家長也得負部份責任。後來，她的小兒子更將他的拆鎖技術，運用在「拆電腦」之上，變成一個電腦專才。

香港不少父母都想給子女自由，可惜現實環境中有太多制肘，加上不少小朋友太沈迷於上網和「打機」，父母不能不管。再者，香港教育制度太偏重於課本知識，在種種升學選校的壓力下，家長們未必能完全放鬆。故此，小朋友很少如蘇博士的小兒子一樣，有不少「動手」拆東西的機會。大家不可不知，動手其實有助訓練靈活的腦筋呢!

雖然蘇博士的一套未必可以輕易完全應用於香港，我也希望身為家長應該把眼光放遠一點，給予小朋友一定空間盡情發揮其不同潛能，而非單單偏重在某一方面，這才可令小朋友均衡成長。我好相信每個人都是不同的，因此尊重和欣賞每人的獨特性是相當重要。

我的兒子現在已11歲了，除了叮囑他努力讀書外，也有給予他一定的自由度，不過他暫時似乎未對「開鎖」有興趣，我家和教會的鎖仍然很安全。:-)

實施銷售稅 – 談何容易?

<本文2006年10月20日在香港經濟日報A43版刊登，題目為 中小企難贊同消費稅>

開徵商品及服務稅(下稱消費稅)的公眾諮詢，不知不覺至今已經歷差不多三個月了，不久前，筆者和一些朋友跟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黎年見過面，盡抒各人對消費稅的意見，並探討在香港實施GST之可行性。整體而言，一言以蔽之：不甚樂觀。

劫貧濟富 商家中小企影響大

任何有爭議性的東西，社會都應抱開放、實事求是的態度，去深入討論和辯解才是。是以在諮詢開始的兩、三個月後，社會似乎已經能理性的討論這一課題，看看銷售稅是否在某程度上配合香港的全盤發展需要，是否真箇有利於香港在世界舞台上的競爭力，這個良性的討論基礎，是令人欣喜的。

說實在的，消費稅想必是有一定好處，有其不可否認的功能，否則也不可能被全球逾160個國家所採用。然而，這稅種又是否適合香港？香港又應否效法其它國家？這一議題無疑極具爭議性，作為IT界別的一份子，我也很著意想看看IT行業內各同業普遍對GST的看法和反應，故此早前在業界內做過一非正式的諮詢和調查，發現過半數同業對GST是持反對意見的，而他們所持的理由也非常實在的。

首先，毋庸否認的是銷售稅的而且確是個累退稅，這就予以市民有「劫貧濟富」之即時印象，因為一刀切的要所有市民都交稅，實在很難讓普羅大眾信服。縱使政府已在諮詢文件中列明各種相關措施，例如向低收入人士或一些商戶提供津貼或退稅等，以平衡GST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但市民對消費稅所帶來的最終衝擊有多寡，仍是滿有戒心，而當中尤以商家和中小企為甚。

事實上，香港過往的成功，端賴低稅率及簡單稅制所致，這讓香港商家更能靈活的應付市場的急劇轉變，更具適應力和競爭力。一旦實行消費稅，便猶如為香港自設進出口關卡，即使把政府提供的退稅措施計算在內，也必然會令香港的貨物自由流動這長久而獨特的優勢有所褪色。

過往，中小企都是因應盈利高低而向政府交稅，至於標準稅率的17.5%是否合理，則屬見仁見智，大家可以討論。而即使因為經濟逆境，特區政府需要加稅以敷不足，社會各界包括各大小企業也沒多怨言。然而在銷售稅的覆蓋下，企業不論是否賺錢，也得要繳交相關稅項。亦即是說，若一些中小企在盈利不保、蝕錢經營之際，它們也得要上繳稅款，這感覺相信絕不好受吧！這其實亦是銷售稅難獲認同的一大原因。

當然，理論上企業可以把稅項轉嫁至消費者身上。但現實是，在香港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經營日益困難的今天，要企業完全把稅項向消費者轉嫁，實在談何容易？企業最終還不是要自己承擔一大部份的稅項？

香港稅基無疑狹窄，而拓闊稅基也顯得有其必要。然而當市民在深入討論銷售稅後，便會發現即使每年徵收5%的銷售稅，額外有300億元的收入，也未必能應付日益膨脹的政府開支。

小政府大市場 減開支勝推新稅

過往十年，政府在教育及社會福利上支出，總共增加了差不多五百億，單就是去年，教育開支已是五百五十億元，而社會福利開支則為三百四十億元。政府開支連年增加，不斷開徵新稅種，甚或不斷加稅以敷開支，也不是辦法，亦很難會得到市民的認同。

因此，我認為政府最應做的，不是考慮徵收銷售稅，而是要量入為出，在縮減公共開支方面多下功夫，以期令納稅人所繳的每分每毫都能用得其所，這便是「小政府、大市場」的切實目標。而若政府真的能提升其服務效率和質素，真的節省了開支，哪即使他日要加稅，市民相信也會理解和接受的。

還有，是實施消費稅的行政困難有多大？會否影響香港的旅遊業？這些都是實在而切身的問題，需要社會深入的探討，筆者期望社會日後可有更多這方面的理性討論，而政府在推行消費稅時也決不能過於草率，必須要先弄清所有隱憂和可能之變數。筆者希望假以時日，社會在充份考慮後，稅制改革能向前推進，以適應香港的長期發展，那必將是香港之福。

「單」靠知識型經濟是不行的

九月三十日相約了一班朋友一起共晉晚餐，其中包括葉劉淑儀及匯賢智庫的成員。席間大家談及香港現正逐步走向知識型經濟，而且深信知識可帶來力量及財富。難得這位對科技不太熟悉的前高官也加入了我們的行列，談起IT經來。受過美國矽谷的洗禮果然不同，她也開始認識科技和明白到科技產業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並認同業界同僚對科技的投入與熱情，因為科技產業是持續發展的必然因素。

之後，在星期一假期，一班中大電子工程系的校友相約和前系主任林逸華教授品茗。碰巧也討論「知識型經濟」這個話題。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擔心香港年輕新一代的成長和出路。此話何解？因為在「知識型經濟」的旗幟下，未來的畢業生會漸漸走向兩極化：專業人士（如校友們）的子女，升學就業會比較順利；但對於低收入的家庭，由於父母無法為子女提供良好的讀書環境，所以課業很容易追不上，更令人感慨的是，在現時教育制度之下，就算成績不好也要被逼升班，故此我們發現不少會考零分學生，他們也趕不上這輛「知識型經濟」的列車。

相對以往「學徒制」，就算讀書不成也可以在基層工種找機會發為，例如年輕人可以加入做三行、行船、理髮、美容、飲食、工廠、小販等等。年輕人可以跑去拜師學藝，只要有一門手藝，就能養活一家幾口，而有點生意頭腦的，也可以乘機創業。以往工業興旺，的確為年輕人提供大量就業機會，大家無分學歷也可以對當時的經濟發展有所貢獻。但如今工廠皆往北移，市場競爭又激烈，校友都慨嘆，那一班教育水平不高的同學將來應該如何自處呢？

能否提升會考成績不佳的同學的技能，乃是教育界的一大煩惱。縱然如此，我們亦不能因此對「知識型經濟」卻步。再者，知識型經濟可說已是大勢所趨，而推動資訊科技就是必然之道。我們需配合中國提倡自主創新的科技發展政策。與此同時，我們應從大學招生開始，慢慢培訓新一代優秀的科技菁英，幫助香港在知識型經濟的轉型。

但另一方面，政府不妨考慮多投放資源發展一些經濟活動讓非專業人士參與，以拓闊他們的發展空間，例如在服務業及旅遊業吸納這些未能接受大專教育的一群，並提供有關培訓，提升他們的技術及服務水平。

我相信這樣雙管齊下，才能平衡社會經濟發展，不同階層也能融洽共處，香港亦能渡過這個痛苦的轉型時期。我希望不同背景及學歷的青少年，最終都能找到自己路，並各展所長，為社會作貢獻。

IT 國慶訪京團

上星期是香港資訊科技界國慶訪京團舉行的日子。今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香港資訊科技聯會副會長黃錦輝擔任團長，甲骨文的潘應麟則擔任副團長。小弟慶幸今年只需擔當顧問一職，職務比較輕省，相對上一屆擔任團長一職，今次真是難得有多些時間和四十多位團友閒聊，談談IT，談談港事，心情也因此特別輕鬆。

落機的第一個印象就是北京特別塞車，這未知是否接近國慶的緣故。 驟眼看，北京的塞車問題似乎一年比一年嚴重，我真擔心若在2008年北京奧運舉行時，交通問題仍未好好解決的話，那就不得了。希望有關方面儘快搞好此問題，讓大家對北京留下更好印象。

今年訪京團其中一個「任務」，就是推動香港2008年北京奧運IT青少年義工團。在資訊科技界的慶祝57周年的國慶晚宴中，各位IT 同業已有共識，大家要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義工團召集人陸兆平更表示會全力以赴，他們與奧組委見面時，也介紹了該計劃的進展情況，希望這個團兩年後能成功成行。

為什麼會有這個義工團呢?搞手一來希望令大家知道香港IT界關注2008年北京奧運，二來也趁機會展示出香港IT界不會空談，並身體力行的一面，令各界對香港IT界印象更深。義工團代表積極訓練青年人一同參與這個難得一遇的盛事，相信各參加者會得到是寶貴的人生經驗。不過，香港究竟能爭取到多少名額參與2008年奧運盛事，仍屬未知之數，要看業界的投入及內地當局有多認同業界的工作。

其實事在人為，我相信只要各同業齊心協力，就可以將心願達成。願一同，共勉之。

城市數碼化 – 香港、廣州 誰會跑贏?

上個星期四，我參加了「穗港澳科技論壇」，並作為該論壇的籌委會主席，我和各籌委把主題定為「數字城市」。

香港的數碼廿一政策，繼2004年修定後，新一輪資詢已正密鑼緊鼓進行，此時，討論「數字城市」，也是合適時機。

我覺得廣州雖然在城市數位化起步得比香港遲，據聞廣州卻比香港投放更多，故此發展速度似乎比香港快。廣州爭取在2010年步入信息化社會，並積極建設全市的寬頻互聯網絡、新一代電訊網絡及數碼電視網絡，在基礎及政策上配合有關發展。

當中講者更提及有八成廣州企業已實現聯網管理，以及近九成企業使用電子商貿服務，而它的資訊科技產業更佔全市 GDP的9%。廣州在2004年推行的「數字市政」的第一及第二期工作經已完成，並正式投入使用，建立供水、燃氣、排水、市政設施管理、市政工程管理、園林綠化、服務監督等業務管理系統。

相對香港，不少資訊科技建設以民間企業為主導，如電訊網絡及流動電網絡等。特區政府應該更努力建設我們的數碼香港，統籌各政府部門團結一致，並配合有關政策、規範標準、人力資源、法例及有關機構，建設一套綜合數碼城市系統。

其實，香港企業在城市數碼化，擁有不少寶貴經驗，可以和廣州分享。穗港在數位城市合作上，應該會為雙方帶來不少協同效應及機遇。香港企業更可利用香港及廣州數位化的經驗，幫助整個珠三角地區的區域數碼化，並在其他城市複製，以增加其他地區的數碼城市的認知及協助其統籌有關工作。這對全國數碼化也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