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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版權保護怎樣才對公眾有利？

就應否和如何在數碼環境中加強版權保護制度，香港特區政府曾在二○○六年底發出諮詢文件，到了上月中旬向立法會匯報了諮詢結果，並提出初步建議，由此引發了不少爭議。

本來，在現行《版權條例》第22條，即關於「作品的版權所限制的作為」中，為版權作品引入一項涵蓋所有電子傳送模式的傳播權利，是值得支持的。業界也希望通過這次修訂，拉近內容供應商和互聯網用戶之間的距離，因為目前兩者有相當大的衝突，又缺乏有利的環境，結果令香港用戶受損；據了解，正因為香港在版權保護方面仍未能達到較高的國際標準，以致像iTunes之類的歐美大型音樂或電影網站對於在本港開展業務迄今裹足不前。

規管「串流」造成恐慌

然而，當局最富爭議之處，是建議把「並非為業務目的或在業務過程中把版權作品以『串流』的模式傳播至接收者」的作為增訂刑責。對此，筆者有以下的關注：其一，法例應眼於對種種「作為」(例如廣播、複製、提供等)作出清晰的界定，而不應在條文中指明「串流」之類具體技術，現時的修訂建議將使該條例變得前後不一致。事實上，在當局公布建議的翌日，筆者和業界朋友舉辦了一個研討會，出席的國際唱片業協會總裁溤添枝和香港影業協會執行總幹事叢運滋不約而同表示，政府在先前的諮詢中從未提及會規管「串流」技術，既無這樣做的必要性，對「串流」的定義又模糊不清，實在令人費解，甚至有人懷疑當局是否受到來自電視媒體(作為被侵權作品的版權人)的某些壓力。

其二，更為重要的是，現時如網上流行的視頻網站YouTube，亦使用類似「串流」技術，很多用戶因此擔心，上載一段視頻短片到YouTube也隨時會誤墮法網，造成恐慌。

執法難度大形同虛設

其三，要對「串流」這種傳播作為執法，難度相當大，因為傳播快速，參與人數亦非當龐大，亦難以界定當中有多少傳播行為是屬於非商業化活動，而大部分串流可能在香港境外進行，要取得境外機構的合作才得以順利執法，否則相關條文將形同虛設。當局顯然並沒有考慮到如何應付這些複雜情況，更會令互聯網用戶產生很大的擔憂，甚至會激化這些用戶和內容供應商的矛盾，既不能幫助業界發展，又不能讓市民獲得更多的選擇，容易窒礙香港發展成為互聯網中樞的目標。

因此，筆者希望政府就相關技術立法前，能恪守三大原則：其一，條例能真正保護內容供應商，建立良好榜樣後，能夠吸引類似iTune等在歐美盛行的網絡媒體企業來香港尋找商機；其二，避免非商業的播放行為墮入法網，令網民人人自危，這對香港的自由發展沒有益處；最後，確保互聯網供應商協助執法時扮演的角色，向有關方面提供用戶資料時，避免侵犯客戶的個人私隱。

此外，當局又建議設立一個由互聯網供應商(ISP)、版權擁有人及使用者組成的三方協作機制，商議打擊網上侵權實務守則。但對於該機制如何產生和運作，大家都存有不少疑惑。筆者認為，一個有效的辦法是，由三方合作制訂一份「嚴重侵權者黑名單」，以便對網民的非法行為作出懲罰以收「阻嚇」之效。當然，筆者也相信，大部分網民都是願意尊重版權的，當更多人享用正版產品，就既能促使平均成本下降，又能鼓勵創作，最終讓每個人都因為付出較少代價而受惠更多。

--刊於《星島日報》

青出於藍 杜拜奇跡值得借鏡

筆者不久前跟隨香港貿易發展局一個代表團訪問了杜拜，獲得不少啟發。

談到杜拜，大家不期然會想起那座挺立於海上、以七星級豪華服務著稱的「帆船酒店」—— The Arabian Tower。它非常生動的反映了杜拜人的視野和創意。其實，杜拜 50 多年前只不過是波斯灣一個以採珍珠為生的小港口；自從 1969 年首次開採出石油之後，逐漸用「黑金」（石油美元），建成了一系列現代化的配套基礎設施。

到了 1990 年代，杜拜也趕上「知識型經濟」潮流，銳意發展資訊科技，於是互聯網城（Dubai Internet City）、媒體城（Dubai Media City）、知識村（Dubai Knowledge Village）也一一出籠，以一流的科技基建和各項配套設施，吸引了數百家跨國企業進駐。杜拜又積極推行電子政務，令它成為中東最開放、最有活力的地區之一。結果，各地人才也被杜拜的魅力吸引：在杜拜的 140 萬人口中，外國人佔超過　85%。香港貿發局也有一位高級職員長駐當地，他說：「現在約有 200 至 300 名香港人長期在杜拜工作。」筆者相信，香港將有愈來愈多的中小企業，會以杜拜為據點，尋求在中東地區的發展機遇。

杜拜以短短 20、30 年光景，發展成為中東的「聚寶盤」，應歸功於其政府的「願景式領導」。他們認定「杜拜是未來的城市」，不斷地規劃 5 年後、10 年後、甚至 15 年後的策略。然而，杜拜堅持自由開放的同時，又非常注重實效，因此能夠把握時機，推動產業升級，向高增值的服務業進發，締造了另一個經濟發展的當代傳奇，成功擺脫中東國家主要依賴石油的傳統發展之路。

據悉，杜拜在其「發」的過程中，往往參照了香港的自由經濟發展經驗。但筆者在這次考察後發現，杜拜和香港頗有相似之處：香港是中國內地的窗口，杜拜則可謂中東的窗口；杜拜的發展奇跡，也值得香港借鏡。如果特區政府亦能夠在經濟發展方面採取更多具有前瞻性和注重實效的措施，再加上本港中小企商家頭腦靈活和善於應變的特性，實在不難營造更多商機。

--刊於《e-zone》

Linux 在商業上的應用優勢

某企業的CTO王先生遇上麻煩事，因為其公司使用盜版的 Windows Server 2003作伺服器平台，被有關版權公司找上門來， 對方要求他的公司立即停止使用該盜版軟件並要求其公司作出賠償。王先生經過一番考慮和諮詢各方意見後，最後決定放棄使用Windows系列的伺服器，而取而代之就是 CentOS（Linux的一個發行版本(released version)，這樣，對王先生的公司而言，這不單節省成本，同時又可以使用一個穩定而又安全的伺服器平台。
王先生只是眾多例子其中一員，越來越多的網站傾向使用LAMP（Linux, Apache, MySQL, PHP）作為網站平台。根據市場研究機構Forrester Research公司研究發現，其受訪的140家北美洲大公司，中有53%有使用Linux執行關鍵應用程序，而當中大約一半的受訪公司每年年盈利達10億美元以上，而差不多一半公司的擁有超過5,000名員工。而2007年5月份的Netcraft網頁伺服器調查報告顯示，Apache以56%的市場佔有率高据榜首。IDC公司副總裁Jean Bozman指出：「Linux伺服器在企業的資訊基建 (IT infrastructure) 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它的應用範圍已由從前的邊緣應用及以網絡為中心的應用逐漸擴展，現在開始進入高性能計算和其他商業應用領域上。」
早在2005年，中國工商銀行便在所有銀行系統已全面使用Turbolinux系統和軟件。而在更早之前，中國人民銀行的金融業內聯網建設及應用也是採取了Novell的Linux平台方案。事實上，伺服器一直以來都是Linux應用值得自豪的應用領域，政府、銀行、電訊、保險等關鍵部門已經開始作廣泛宣傳。Linux伺服器的穩定性、安全性、可靠性已經得到業界認可，一大批中間件(middleware)、數據庫、網絡及應用軟件紛紛在Linux平台上執行。
對於中小企而言， LAMP有著巨大的吸引力，例如不需要任何商業授權、成熟的開發環境、穩定和易於維修（easy maintenance）等優點。

Linux 的企業優勢
1. 低廉的成本
大部分的Linux發行版本，如Debian，CentOS，Geetoo等，都是獲GPL授權並且可以免費使用。這意味著，你無需支付一大筆的商業授權費用。更重要的是，Linux的性能相當強勁，即使應用於舊硬件，仍然運作良好，並且能支援各類最新的硬件設備。舉個例子，最近一期雜誌估計安裝一部全新的Windows Server 2003伺服器，包括網頁服務、電子郵件服務、開發工具和數據庫的費用高達5,000美元，但如果使用Linux系統，你不費分文就能直接在網上下載一個Ubuntu Linux的光碟文件，當中已經包含各種各樣之前所提及的軟件。除此之外，Windows的版權費)與你安裝了 Windows 伺服器的數目成正比；相對來說，Linux解決方案只需在購買光碟時作一次性付款，Linux系統便可以無限地安裝在各種電腦上。再舉一個例子，在2006年，墨西哥政府著手一項龐大的計劃，準備給14萬間學校安裝大量的電腦設備。在項目實施過程中，發現Windows的版權費太高，即使享有大批量採購優惠，墨西哥政府都難以承受。最後，墨西哥政府採用Linux操作系統，大約節省了1.24億美元。在大規模系統安裝的情況下，Linux在成本上的優勢確實令人注目。
2． 根據你的需求靈活設定
Linux另一個亮麗的優點是，用家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將應用軟件作簡單的修改及調整。此優點有兩個好處：首先，Linux並不如大部分商業軟件一樣，只提供二進制可執行代碼 (executable code)，Linux應用程序會提供源碼 (source code)，用家可根據個人應用需要而重新編寫源碼。此外，GNU通用公共許可證（GPL）早已發出特別聲明，允許任何人去修改和重新再發佈軟件，而不構成非法成分。
3. 穩定性很好，Linux永遠都不會崩潰
Linux所共享的Unix設計體系經過長期的實踐和考驗，Linux汲取了Unix系統近四份之一世紀的發展經驗，而Linux操作系統亦體現了最現代化操作系統的設計理念和最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設計方案。而更矚目的是Linux對開放源碼的所採用的開發模式，當發現任何系統的漏洞時，都能及時發現和作修改。
4. 性能優越
眾多的資料顯示，Linux是當前可獲得的最快捷的操作系統，據報導，帶有最新內核2.6的Linux在性能上完全超過了FreeBSD等操作系統。

如此來看，香港政府和大小企業都應該認真考慮Linux 的應用及其價值。

--刊於《Linuxpilot》

中港互聯網兩面睇

2008年第三屆互聯網站長年會最近在北京召開。有與會嘉賓提到，香港對互聯網的認識，遠低於內地水平。這難免令人疑惑：本港的網絡發展，是否日趨落後？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最新的統計報告顯示，內地超過八成網民是三十五歲以下，香港則只有六成，年齡差異導致網絡應用的分歧。數據顯示，內地互聯網的用途偏重娛樂，其中網絡遊戲更佔59.3%，比電子郵件的56.5%還要高。另外，網絡遊戲用戶已超過一億二千萬人；半年裡有86.6%的網民收聽過網絡音樂；觀看網絡影視節目的比率為76.9%，這導致國內湧現大量網站去迎合年輕網民玩樂消閒的特性，中國互聯網彷彿變成一個巨大的遊樂場，而較少作為一個「做正經事」的平台。相反，香港網民用於娛樂的比率低於20%。

顯然，本港網民年齡中位數比內地高，應用層面也偏重實用。本地不少網上銀行已辦得相當成功，但內地使用網上銀行的比率相當低。內地互聯網公共密鑰系統至今還未正式推出，但香港政府和大型銀行已開發硬件工具和軟件系統來核實網上用戶的身分，並通過電子簽名等保密措施，促成可靠的網上交易系統，令更多人樂意使用。

反觀內地，真正的電子商務生態還未成形。其中一個有趣現象是，B2B網站不會借互聯網的特點去做推廣，卻聘請大量員工去推廣，其實跟傳統媒體的推廣模式並無兩樣。以阿里爸爸和百度為例，它們並沒有發揮Web2.0的互動和使用者參與等優勢，還停留在傳統的推廣模式，其銷售部及顧客服務部要聘用上千名員工去「侍候」客戶，而美國的Google Adwords系統則早已實現全自動化。

目前中國互聯網產業主要還是依靠平面盈利模式，即利潤空間主要來自網絡遊戲、無線增值和網絡廣告等，電子商務等模式卻沒有成為主角。內地中小企上網的比例只有10%，當中真正以互聯網進行交易的僅有11%。與互聯網發達的國家相比，這種「本末倒置」的盈利模式限制了互聯網產業的發展，無法開拓更大的市場資源。

香港雖無數以億計的龐大網民數目，但網絡文化和軟硬基礎已發展成熟，網民普遍有不錯的教育水平和視野。香港互聯網業界大可把握時機，致力發展靈活和多元化的電子商務和網絡應用，彌補內地互聯網生態的暫時傾斜，拓展科技新時代。

--刊於《電腦廣場 》

「IT新世代」電視系列

介紹IT人在各行各業之發展及探討城中熱門話題

第一集 與曾Sir討論IT在各行各業中的參與及如何推動社會經濟及民生發展



總結: IT為金融業帶來雙贏局面

熱議河套地區裝什麼內容

昨日下午，一場名為“深港合作與河套開發集思會”的大型深港合作研討會，在深港產學研基地熱烈舉行。來自深圳高新區、深港產學研基地和香港資訊科技聯合會等科技團體負責人１００多人聚集一堂，對深港合作及河套區如何開發、“裝什麼”等問題展開熱議。與會專家提出了在河套地區，合作建設深港金融城、大學教育城、科技資訊中心、生態旅遊區４大功能區。據悉，以此次研討會為基礎形成的一個建議報告，將提交深港兩地政府，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唐傑出席此次研討活動。
成立“河套發展管理局”：
建“特區中的特區”
深港兩地應怎樣聯手推進深港合作和河套地區開發？在昨日的研討活動中，香港智經研究中心深港都會研究小組顧問朱文暉博士的建議備受關注。
“兩地應該發揮河套地區的地理位置優勢，在建設港深大都會的目標中，將河套建設成為‘特區中的特區’。” 朱文暉介紹說，對於深港合作，去年該研究中心特別撰寫了一個建設“港深都會”的研究報告，並提出了１０項建議，其中有兩項建議進入了去年１０月曾蔭權特首的施政綱領，一項涉及河套地區開發，另外一項是港深機場合作建立一條“高速鐵路”連接的建議。目前，兩項建議都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香港政府方面的採納和認可，並引起廣泛關注。
朱文暉說，香港智經研究中心方面目前提出的原則，是要堅持進行高附加值、低污染、高土地利用率的合作開發原則和模式。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談合作開發，應該發揮深港兩地優勢，依托香港方面已經開放的近２０平方公里的“邊境禁區”和整個大珠三角地區，將河套地區建設成為一個“一國兩制”下的成功典範——建設“特區中的特區”。在具體內涵上，河套區域的發展，可以成立一個管理機構——“河套發展管理局”，現行啟動和解決兩地人流的便利進入和通行，並引導“港深都會”的一批品牌經營型公司進駐和營運，或在這一區域建設深港教育、金融合作和資源整合的示範區。
整合兩地產業優勢：
建設深港資訊科技中心
香港科技發展網路召集人譚偉豪２０年前就從香港來深圳寶安區開工廠，並從事軟件產品生產，他表示，“這次，我們應好好落實河套區建設思路，把這一地區建設成為深港兩地一個很好的合作起步平台。”譚偉豪認為，兩地合作建設河套區，是非常好的一個契機，希望能在這一區域把兩地優勢充分結合，並在河套區發揮聚集效應。目前合作開發的一個“落腳點”，是要把兩地服務業和軟件等產業的優勢結合起來，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的產品化。原因在於，目前香港現在９１％的ＧＤＰ都來自服務業，金融服務、採購服務、生產服務和物流服務業都發展得非常快，優勢突出。而深圳則在通訊、軟件等產業領域具有明顯優勢。“把兩地的ＩＴ、服務業的相互優勢結合起來，以河套開發為地理平台，河套區有望合作開發成為一個服務業產品化的平台和區域科技資訊中心。”
建設深港金融城：
籌建“碳交易所”和石油期交所
深圳證交所創新培訓中心主任、市政協委員何傑，在前不久的深圳“兩會”上就提出有關河套開發的提案，此次他特別建議，把河套地區規劃建設成一個可以比肩倫敦金融城的深港金融特區或深港金融城。
何傑表示，北京前幾年建設的金融街僅１平方公里，目前已聚集了７０多個法人機構，已成為北京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現在在河套地區建設深港金融城，要形成一個新的金融聚集區，有多個有利因素支撐：一是實現金融產業的進一步聚合發展，符合現在深港兩地經濟和產業發展的趨勢和要求。二是金融業的發展，對高新技術等產業的帶動作用最大。因為從兩地金融業發展情況來看，深圳以福田區和羅湖區為聚集區的金融區，發展空間已近乎飽和，香港金融也面臨新加坡等地的挑戰。把河套地區合作開發為一個新的深港金融區、金融城後，就可以發揮共生、協同效應。三是目前中國很多金融衍生產品的發展，都需要實驗區，河套開發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和試驗地。建議深港雙方成立一個金融管理機構，聯手推進建設這樣一個賦予中國金融改革最前沿職能的“實驗區”。
具體如何發展？何傑提出如下建議：一是針對目前談論最多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控制問題，專門設立了一個“碳交易所”，進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交易，並可以在此基礎上發展排污權交易。此外，為彌補深圳、香港兩地金融業的空白，可建立一個石油期貨交易所。 目前，作為石油消費大國的中國，因為考慮到風險控制等問題，至今還沒建成一個石油期貨交易市場，完全可以採取香港期貨市場分拆、深圳參股的方式，推動建設和發展一個石油期貨交易市場。

報導 - 《深圳商報》

河套地區可規劃為深港金融特區

繼去年底香港資訊科技聯會與深港產學研基地以“深港創新圈——共融、落實、互利”為主題，在香港聯合舉辦“第三屆香港經濟高峰會”後，該主題活動的後續系列——“深港合作與河套開發集思會”，昨天下午在深港產學研基地舉行。來自深港兩地的百名專家就深港合作與河套開發問題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展開了一場氣氛熱烈、積極互動的專題討論。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唐傑出席活動。
１０年後港深都會將排名世界第三
智經研究中心顧問朱文暉在會上發表了“港深共同打造世界級都會”的主題演講。他指出，深港雙方都應該清醒認識到構建“港深都會”的意義，並共同攜起手來，嚮頂級世界都會區“衝刺”。“港深都會既是對港深現狀的承認，也是兩地的共同需要，可提升香港及深圳對珠三角以及‘泛珠三角’的經濟帶動功能。進一步而言，港深都會還應瞄準頂級世界都會區，成為國內外企業運作的跨國總部平台，並承擔提升國家經濟質量的功能。”
朱文暉認為，目前“港深都會”的經濟總量與東京和紐約相比仍有較大差距。應該看到的是，由於“港深都會”在產業結構上與國際都會趨同，而且有基礎設施建設做保障，“港深都會”最有潛力成為中國的世界級大都會。“但兩者需要進行進一步的經濟整合，才能充分發揮互補性。”他預測提出，到２０２０年，“港深都會”經濟總量將達到１．１１萬億美元，超過倫敦、巴黎、芝加哥和洛杉磯，排名世界城市第３位。
朱文暉隨後指出，實現要素流動的較理想狀態是建構“港深都會”的基本目標，也是“港深都會”形成的基本特徵，但目前，這些相關要素的流動還遠遠不夠。他認為，“港深都會”的目標藍圖就是實現兩地要素流動的較理想狀態，即實現人員、資金、商品、信息和服務等要素流動的較理想狀態，建構中國第一個世界頂級的都會區。
對此他具體建議：在人員流動上，應逐步實施深圳戶籍居民持智能卡式香港通行證、預先簽注後一定時間內無限制次數、自助通關往來港深；在資金流動上，在人民幣業務尚未放開的前提下，港深兩地應重點展開金融業務的合作和金融產品創新方面的合作，包括實現兩地金融機構互相進入、申辦兩地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兩地資本市場合作，並共同爭取在一些金融合作上以香港和深圳作試點；在商品流動上，應加強雙方在口岸基建規劃方面的溝通，共同規劃口岸設施和交通接駁等事宜，實現口岸管理進一步加強利用高科技，實行“檢入不檢出”等；在信息和服務流動上，則可以大力借助各類網絡和出版物，努力實現人員和信息的順暢流動。
河套地區開發模式要有新機制
新福港運輸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文伙泰認為，深港邊境地區的開發與發展需要有更高的定位和更為長遠的考量，綜合考慮兩地的經濟發展、城市規劃、社會配套、環境保護、制度銜接等問題。深圳要建設示範城市，要利用深港河套地區的特殊優勢先行示範。
他認為，在一國兩制的指導下，以“協商規劃、合作開發、共同繁榮”的基本理念達成共識。深圳河沿岸地區的特殊性使得深港雙方在“一河兩岸”開發問題上具有了共同利益，任何單方面的規劃和行動都無法取得預期的效果，也會損害雙方的共同利益和長遠利益，需要雙方共同通盤考慮未來兩地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需求，對於未來兩岸經濟發展過程中產生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需求也應提前做好相關規劃和安排，做到有計劃有步驟地逐步展開和落實。
與此同時，“一河兩岸”地區的開發模式要有新的機制。文伙泰表示，“一河兩岸”地處深港邊境地區，涉及兩地資源的匯聚和整合，無論從開發規劃還是項目實施都具有長期性和複雜性等特點，需要一定的基礎和啟動的時機。需要深港兩地政府、專業人士、財團和原居民及海外僑胞的共同參與推動。因此，兩地政府需要緊密協商、合作規劃，鼓勵和引導產業發展導向；兩地企業、財團需要高瞻遠矚、長遠規劃，保持投資的持續性和連貫性；專業人士需要科學論證評估、採取恰當方案處理開發過程中可能出現的資源、環境、生態等問題。
河套地區可規劃為深港金融特區
“河套地區可仿照倫敦金融城的模式設立深港金融城，打造一個新的金融特區和國內金融改革的試驗、示範區。”深圳證券交易所創新企業培訓中心主任何傑在會上指出，與建設其他產業聚集區相比，河套地區更應建設成金融特區。其理由主要包括：
一是將河套地區規劃為金融城可實現共贏，創造協同共生效應，既可以拓展深圳金融業的發展空間，也可以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二是中國金融業的改革正面臨突破，而河套地區在“一國兩制”背景下形成所有權和管理權分離的實際情況，有利於營造一個全國獨一無二的、連接國內與國際市場的金融窗口；三是河套地區總面積不到１平方公里，只有金融業的高度資本積聚度才能發揮這一地區的特殊價值。
為此，他建議深港兩方共同建立“金融城管委會”，管委會可由港方主導，按照國際慣例進行管理和運作，制定更有競爭力的稅收政策，嚮中央申請成為金融機構的集聚區，突出投融資、財富管理和金融創新功能。就金融特區如何建設的問題，他建議港深兩地可共同在此建設碳（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所，開展清潔發展機制項目下的交易，並開展排污權交易；積極培育深港期貨交易所，開展石油和金融期貨交易，並建立各商品及衍生品交易所分所；構建兩岸金融合作的示範區，以此作為金融業進入內地的橋頭堡。同時，還可在此建設香港機構的數據備份和災難備份中心，並建設一座設施齊全的中介服務大樓，吸引中介機構來此提供完善的金融配套服務。
河套區可大力拓展服務業
“河套區除了發展創意科技外，也適合作為現代服務業產品化的一個開發基地，這可以充分利用到香港服務業的優勢，而產品化過程又能善用內地的科研人才，相得益彰”。對於河套開發的定位與規劃，香港科技發展網路召集人譚偉豪博士拋出了他的觀點和看法。
在他看來，過去數年，業界建議在落馬洲河套區成立深港創新圈，讓深、港兩地的創意人才和科技專纔可以共同工作，各取所長，又可互補兩地不足。然而，不少人認為香港已有科學園，又有數碼港，為何還需要一個深港創新圈？“河套區既可同時吸納兩地人才，便應取兩地所長的產業來發展，香港是服務業重鎮，把港人的服務業專長產品化”，將是深港合作發展的一個商機”。
“以河套區作為服務業產品化的開發基地，是具有特別的策略意義的”。對此，譚偉豪有兩點看法。一方面香港有較佳的法律保障，在河套區成立軟件公司，知識產權受香港法律保護，另投資者更具信心。另一方面，服務業產品化的過程中，須應個別城市要求進行軟件本地化。河套區可以聘用內地技術人員，他們對內地城市的要求更為瞭解，受訓後也可直接到各大城市參與負責開發項目，因此產業在河套區聘用內地專才，是這計劃的一個重要部分。 譚偉豪最後表示，在河套區發展創新軟件，尤其是發展服務業產品化軟件，正好充分利用兩地的法律和人才優勢。過去數年，深、港兩地都屬意把河套區規劃為高新科技和高等教育研發區，現代服務業產品化計劃正符合這一方向。“既然在大方向上已有共識，河套區落實發展還是宜早不宜遲”。

報導 - 《深圳特區報》

深港合作河套示範

昨日下午，在深圳高新區南區深港產學研基地舉行的“深港合作與河套開發集思會”上，深港兩地百余專家就深港合作以及河套地區開發問題開展專題討論，大多數專家認為要積極推進河套地區的開發，將河套地區打造成深港合作的示範區。
香港資訊科技聯會主席黃錦輝、香港科技發展網路召集人譚偉豪、香港科技園企業拓展及科技支援高級經理鐘惠霞、智經研究中心顧問朱文暉、新福港運輸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文伙泰、深圳市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張克科、深圳證券交易所創業企業培訓中心主任何傑、深圳市企業家協會副會長李聖潑等人作了專題發言。與會嘉賓就河套地區開發等相關問題表達了各自的看法。主要研究議題包括河套區開發的準則、開發規劃方案，和如何通過河套區的開發促進深港的全面合作等。
與會嘉賓認為，推進河套的開發將促進深港兩地共同前進，河套區的開發要把兩地優勢結合在一起。由於河套地區土地業權屬於深圳，而管理依照香港法規，對於這個特殊地段的發展和功能，與會嘉賓也提出了不同的建議，如商貿區、金融創新區、高新科技區等。嘉賓們認為，雖然開發河套區還有很多看得到的障礙，但還是應找一個落腳點去做好這件事情，來統一認識。
集思會觀點精選
把河套建成“特區中的特區”
朱文暉博士 智經研究中心顧問
朱文暉建議，通過河套地區的合作，可為建構“港深都會”破題。他說，由於河套地區特殊的地理優勢，可將其建成“特區中的特區”，成為“港深都會”的示範區，率先進行兩地人員自由流動的探索，深圳（和內地）人員自由進出或“簡單進出”該地，以方便商務活動。
在香港成立“河套發展管理局”，在董事會中深圳和香港的股份各為50%。“管理局”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統籌負責河套地區的發展和日常管理。河套地區按“高附加值、低污染、高土地利用率”原則進行開發，由市場決定進駐的產業類型。
河套作為深港新城區的“龍尾”
文伙泰 新福港運輸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
河套作為深港新城區的“龍尾”
文伙泰就“一河兩岸”深港雙城新區提出了幾點建議。他建議，“龍頭”為旅遊開發區，即在沙頭角香港一側，可將新河道作為景觀河道，發展沿河旅遊業，帶動相關產業和新市鎮建設；“龍腰”為工貿區，即在香港新界打鼓嶺地區，與深圳蓮塘工業區一河之隔，可建立跨境工貿區，在區內實施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方便兩地資源要素的自由流動，在此基礎上形成與之配套的“深港社會綜合服務區”，提供教育、醫療等相關社會服務；“龍尾”為商貿區，備受深港各界關注的河套地區也在此區域，主要在香港新界皇崗、落馬洲周邊，毗鄰深圳福田保稅區。此區域可發展為深港跨境特殊商貿區，重點發展金融、高科技、專業服務等高端產業。也可以考慮利用部分台灣企業在高科技領域的國際合作經驗，加強深港企業與台灣企業在產業方面的合作交流，形成“三位一體”共同發展的良好局面。“龍角”為生態環保區，主要包括沙頭角深港兩側的廣大地區。
何傑 深圳證券交易所創業企業培訓中心主任
將河套規劃為深港金融特區
何傑表示，基本想法是把河套地區規劃成一個深港金融特區、深港金融城。原因有兩個：第一，金融產業有集聚趨勢；第二，金融發展帶動作用更大。把河套規劃為金融區後，就可以發揮共生、協同效應。比如，北京金融街只有1平方公里，有70多個法人機構，去年稅收達到50多億，占北京市稅收的20%。 他的建議是，深港雙方設一個金融管理委員會，把河套地區作為金融改革的實驗區。第一，可以建立碳交易所。通過這個東西，可以發展新項目交易，另外可以發展排污權交易，也可以真正帶動中介成長。第二，建立一個期交所。要麼放一個公司在這裡，要麼把香港期貨市場分拆，讓深圳參股。第三，兩岸金融合作示範區。現在兩岸關係在緩和，河套可成為深港台合作的橋頭堡，台灣可以河套為跳板。第四，數據備份中心。第五，按照倫敦金融城的模式，建成一個金融中介機構聚集區。

報導 - 《晶報》

自設密碼 減低風險

對於衛生署屯門醫院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遺失USB記憶卡，香港工程師學會資訊科技分部主席譚偉豪表示，即使USB記憶卡沒有具備密碼鎖功能，資料保存者亦可以利用電腦內的軟件功能，自設密碼把文件或資料夾加密，即使陌生人偷走USB記憶卡也不能讀取和使用。

目前市面上出售具密碼鎖功能的USB記憶卡主要分為兩種，包括利用使用者的指紋識別和USB記憶卡內置的加密功能。而懷疑失竊的USB記憶卡購自03年，譚偉豪稱，當時指紋加密未面世，密碼鎖功能亦不普及。他說，本港有「ISO 27001」全世界認可的安全認證，但香港只有數10間資訊科技公司拿取有關認證；他指出，政府擁有大量市民資料，亦應申請有關認證，確保保存的資料達到安全體系的要求。

報導-《文匯報 》

Data loss sparks call for damages

Government payouts urged by legal experts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compensate patients who had copies of their personal details, including medical records, lost by the Hospital Authority, lawyers said yesterday.
Legal claims would probably follow the loss of the data of 665 young disabled patients, said solicitor Thomas Tse Lin-chung, who helped activist Lau Shan-ching make a compensation claim in the District Court over the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uncil's data leak in 2006. Mr Tse said personal data leaks warranted damages claims for government negligence.
"Once there is a leak, victims are pressured by potential misuse and further disclosure of the details," he said. "The victims suffer psychological impact and stress. In court, we say this is injury to feelings.
"But it is so obviously the government's mistake. Why should the victims bear the burden of proving the consequential loss and damages that follow the event?"
Civic Party legislator Audrey Eu Yuet-mee, who is also a senior counsel, said: "It is advisable for the government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set up a compensation scheme for people victimised in this event. This is what a responsible government should do.
"Litigation always involves a lot of time and money, and that actually costs a person a lot to go through the procedure. If something is kept properly, it will not go missing. By common sense, we all know it can be negligence to an extent."
The Office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for Personal Data said yesterday the victims could be at risk of criminal fraud and urged them to be vigilant because the information was not encrypted. It reminded them to be cautious when dealing with phone calls from people who claimed to represent health authorities.
It said it had been informed of the case and had contacted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to see if its data handling complied with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According to the ordinance, all practicable steps should be taken to ensure that personal data held by a data user is protected against unauthorised or accidental access, but failure to do so is not a criminal offence.
Samson Tam Wai-ho, chairman of the Institution of Engineer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ivision, said encrypted USB flash drives should be used to store confidential data. "The difference in price between an ordinary USB disc and one with password-enabled software is only 10 per cent. Or else, one can download it via the internet," he said. The Police Complaints Council was blamed for one of the city's largest personal data infringement cases in March 2006 after data including the names, addresses and criminal records of about 20,000 people who had complained about the police was published on China2easy.com, and had been there for three years.

News fro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資訊界促政府加密儲市民資料

生署女醫生使用沒有加密的「手指」，揭露了署方保護病人資料的漏洞。資訊科技界聯盟發言人譚偉豪說，政府部門除了海關、入境處和警隊等紀律部隊較為緊張資料的保安外，其他部門都不太注意這問題，建議各部門劃一保安標準，盡快加密儲存市民的資料。

須輸入密碼

自兩年前警監會僱用的電腦服務供應商泄露投訴人的資料後，譚偉豪開始留意政府處理市民個人資料的內部守則。他說，守則沒有跟上時代趨勢，如沒有訂定使用手提電腦和「手指」的指引。除了要更新指引，還要規定一旦遺失資料，須盡快上報。 他說，很多日本上班族愛用手提電腦，大企業為免資料外泄，一律不准僱員帶走手提電腦，並將資料集中在公司電腦的伺服器，只可看，不可下載。但將資料集中也有風險，有關公司必須設立防火牆，否則很容易被黑客入侵。即使企業容許僱員使用「手指」，亦會訂定使用加密「手指」的指引，要從「手指」下載資料，都必須輸入密碼。

報導-《星島日報 》

河套區開發需要新思維

繼廣東省省委書記汪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曾蔭權倡導粵港合作要有新思維後，深圳市市長許宗衡亦呼籲推進河套區開發，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接受《英文虎報》訪問時亦指出，河套區的開發成本高昂，故此應發展高增值的產業，而創新科技是適當的選擇 。筆者對此深表認同，建議將河套區開發成為一個現代服務業產品化的基地和區域科技資訊中心。

本港的科技業界多年來一直認為河套區最適合發展高新科技，建議成立深港創新圈，可以善用本地的商業及創意人才，配合內地的科技專才，共同發展創新科技產業。雖然，一些人會覺得，香港已有科學園和數碼港，為何還需要深港創新圈？但是，河套區挾其地理優勢，既可同時吸納兩地人才，便應取兩地所長的產業來發展。目前，合作開發的一個“落腳點”，是要把兩地服務業和軟件等產業的優勢結合起來，大力發展成為現代服務業產品化的一個開發基地，這既可充份利用香港服務業的優勢，而產品化過程又能善用內地的科研人才，發揮互補雙贏的效果，將是深港合作發展的一個商機。

眾所周知，服務業佔本地生產總值逾91%，其中如金融服務業，更是香港重要的經濟支柱。現代服務業要成功，須倚靠優良的商業流程，這有賴可靠的資訊科技管理，這方面的應用如果能夠產品化，發展成為一套商業流程軟件，既可變成出口業務，也可內銷中國內地眾多大城市，協助祖國發展服務業。香港在鐵路管理、機場管理、客運管理、物流管理，以至金融業、酒店業、飲食業及八達通付款系統等服務行業，都達到世界級的領先位置，若能把這些服務業的管理產品化，變成一套管理知識或軟件流程，將是香港軟件業的一個發展方向。

事實上，以河套區作為服務業產品化的開發基地，具有特別的戰略意義。一方面，香港有較佳的法律保障，在河套區成立軟件公司，知識產權受香港法律保護，令投資者更具信心。另一方面，在服務業產品化的過程中，須因應個別城市要求進行軟件本地化，而河套區可以聘用內地技術人員，他們對內地城市的要求更為了解，受訓後也可直接到各大城市參與負責開發項目。

據悉，深港兩地都屬意把河套區規劃為高新科技和高等教育研發區，現代服務業產品化計劃正符合這一方向，更可充份利用雙方的法律和人才優勢。筆者認為，兩地合作開發河套區，是非常好的一個契機，希望能在該區域把兩地優勢充分結合起來，以便發揮聚集效應。假如我們能夠好好落實河套區建設思路，就不難藉此促進深港的全面合作，進而提升深港兩地對珠三角區域的經濟帶動功能。

－－刊於《文匯報》

限跨媒體經營 不合時宜

政府計劃於2010年初在本港推出收費流動電視服務，有關建議正進行公眾諮詢。諮詢文件提到，政府傾向採取開放的規管，競投者或毋須受跨媒體擁有權限制。換言之，現有的電視、電台和報紙等媒體，均可以申辦。

往昔立例限制　防壟斷
流動電視服務的監管屬於《電訊條例》，限制跨媒體擁有權的規定則屬於《廣播條例》，究竟誰可決定開放有關限制呢？一切有待法制檢討。這是一個難得的契機，去檢討跨媒體擁有權限制是否還有存在必要。

相關限制主要有兩個焦點：第一是身份，限制了媒體經營者必須為香港居民，避免外國財團掌管本地的傳媒機器；第二是擁有權的限制，指媒體經營者不可以經營不同類型的媒體，目的是希望保護傳媒的多元觀點和獨立性，防止相關業界出現利益衡突、媒體壟斷和控制輿論等情況出現。須知道，從前要辦一家電視台、電台或一份報紙，需要很龐大的資本，很多時只能由家族財團經營，可以生存的電視台或電台往往只有一兩個，這種限制自有其必要。

但世界高速轉變，今天這種限制已顯得過時。首先是財團資本成分的改變，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跨國企業處處皆是，這些財團更是上市公司，受市場監察，跟過往的家族財團大相逕庭。有關「香港居民」的限制，是否還適合今天的商業大氣候呢？年前，一家離岸信託公司購入《信報》50%權益，電訊盈科主席李澤楷是該信託公司的委托人，而電盈的附屬公司則持有Now寬頻電視牌照，因此，李澤楷一度被質疑違返跨媒體擁有權限制。這個事例似乎顯示了，相關限制存在著不少灰色地帶，且實質作用不大：如果上述做法證實可行，而政府又未能採取甚麼行動，則意味著相關限制條文名存實亡；若發現有關條文確實出現漏洞，政府就惟有盡快予以修訂或廢除。

事實上，衛星電視、有線電視、IPTV等廣播技術陸續出現，令媒體的界線徹底模糊化，只針對電台和電視台的相關限制，早已屢受挑戰。例如鳳凰衛視，雖在香港註冊，但持有者並非香港人。東方日報集團最近在網站推出ontv，節目包括財經、新聞、娛樂、生活、評論等，模式根本與一個電視台無異，只是平台轉到互聯網。這些「跨媒體」沒有違規，只因他們一個以衛星發送，一個以互聯網發送，均不以大氣電波傳送，跨媒體擁有權限制便不適用。由此，更顯得相關條例不合時宜。

新媒體影響力日增　輿論難操縱
另外，相關限制還希望保障言論自由。這固然非常重要，但以今日的傳媒生態來看，還有沒有必要限制傳媒擁有權呢？當網絡世紀走進Web 2.0時代，誰也可以開一個網誌發表意見，費用全免，互聯網成為強大的資訊發佈源，更化身為全民全天候的監察系統。過去種種網絡大新聞，已彰顯其不容小覷的威力，不少具影響力的網誌，更補充了傳統傳媒的先天缺憾，即使傳統傳媒，近年也紛紛上網挖掘新聞。傳媒機構今天要壟斷資訊，控制輿論，實難於登天。這些資訊革命，都是當年制定跨媒體擁有權限制條文時無法想像的。
美國在2003年已開放跨媒體經營權的限制，日本則從沒有限制，當中的四大媒體，包括朝日新聞，都同時經營電視台和報紙。時代已準備好，開放跨媒體擁有權，必然有助傳媒集團衝出香港，取得區域競爭的優勢，特別是香港有意發展知識型經濟和創意工業，更應鼓勵財團跨媒體經營。

刊於 《經濟日報》

網上街頭小食

記得讀中學時，母親每天給我午飯錢，我除了到快餐店外，偶爾也會跟幾位同學買碗仔翅或者一些小吃當作午餐。雖然我們都是站在街邊品嚐小食，但也吃得津津有味。左手拿著一碗熱騰騰的「碗仔翅」，右手持湯匙，不消數分鐘便將碗內食物吃清。而每次買街頭小食時，心裏都會有一股無形的壓力，因為當有人突然大叫「走鬼呀！」我就知道警察正在某個暗角跑出來，小販們如臨大敵一樣，迅速地緊握推車木柄衝前狂奔。站在街上的食客要即時找個安全位置躲避，以免被滾油熱湯灼傷，而手上的碗匙唯有放在一邊，待小販有機會才取回。

香港向來有「美食天堂」之美譽，世界各地美食共冶一爐。論到美食佳餚，除了酒家或高級餐廳吃到的珍饈百味之外，在街頭巷尾也會出現小販攤檔賣各式各樣的小食。「雞蛋仔」、「碗仔翅」、「勁辣魚蛋」、「缽仔糕」等都是港人的至愛。昔日的手推車街頭小食，因為衞生問題，已很少在鬧巿出現。偶爾只能在旺角或一些舊式屋邨內見到，繼續經營的小食店大多數已領有牌照。雖然如此，但不減香港人對街頭小食的鍾愛。曾有報章指出，香港人平均每日吃掉55公噸，約375萬粒魚蛋，由此可見街頭小食的重要地位。有時候我也想買些小食回家品嚐，可惜因為太太覺得街邊小食不健康，所以很少買了。

我發現原來有些網站專門教人製作街頭小食的。以往曾嘗試過在家學煮街邊小食，因為沒有食譜的原故，很難煮出像小販們的水準。時至今日，有了網站的介紹，我們也可以跟著食譜的份量，煮出自家的街頭小食。跟據網上資料所得，原來湯味鮮濃的「碗仔翅」源自四五十年代的廟街榕樹頭一帶，當時街邊檔利用酒家食剩的翅頭翅尾，開豆粉水，落味精、豉油再加入冬菇、木耳、豬肉絲等拌勻，煮成後便拿到街邊賣，製作過程雖然考功夫但充份發揮出民間智慧。

我建議大家不妨到網上學做幾款小食，邀請些舊同學到家裡相聚，品嚐親自炮製的健康街頭小食，這不單可以集體回憶，還可以集體回味呢！

刊於 《基督教週報》

Register as IT voter - IT人 創. 建. 新世代

有借有還的原則

我最近應一個科學園朋友的邀請，在其團契聚會分享有關基督徒的金錢觀。其實聖經裏有不少內容提及金錢的比喻和例子，而我就在聚會中分享了賺錢、借錢、儲錢及用錢幾方面的體會和心得。

記得小時候家裏並不富有，全家只靠父親一人工作，獨力養活七口子，幸好母親曉得「賺錢」，她把我們所住的一個約五百尺的房子分租給其他人，收到的租金扣除了自己要付的，還可以有一點點的收益，「賺錢」真的不容易。雖然如此，當遇到國內的親友來港向我們借錢時。儘管家庭收入緊拙，沒有多餘的錢可以借，但母親知道他們真的有需要時也會幫忙，記得有一次我還陪她去把一件金器抵押，給他們應急之用，這也是我童年時一個頗深刻的印象。聖經教導我們借錢給弟兄姊妹不能夠收息，借給有需要的人有如借給天父一樣。在自己僅餘的情況下還能顧念他人，這實在不易學習。

聖經教導我們不要積聚財寶在地上，但在現實生活中，各人都會為自己所賺來的金錢儲蓄起來。有些人會放在銀行收息、有些會放在股票巿場、亦有些會放在基金長線投資。無論是那一種儲錢方法，我相信最重要的是不應「白白」儲錢，而是要好好計劃怎樣使用。辛苦儲蓄得來的，要讓它用得合宜呢！

早前我看過一本書：「人生下半場」。書中提及到人生年少時拿取父母的愛、上學吸取知識、結婚迎取太太以及建立一個自己的家庭。到了人生下半場，你有否想過會是如何呢？我正在開展人生的另一個階段，上半場「借」了很多資源，下半場要歸「還」給社會，這才是管理財產的法則。
賺錢及儲錢是每個人都懂的事，要將勞碌得來的錢財與人分享未必是每人能夠做到。我鼓勵大家「樂善好施」這種美德，當有人向你借錢時，不妨伸出援手。

刊於《基督教週報》

基督徒CEO

一間企業的CEO其實有時都頗寂寞，因為作為最高領導人真的不容易找到合適的對象去分享自己所要面對的事情及困難，而作為一位基督徒的CEO亦不例外。在商界的基督徒CEO中，我算是活躍的一份子，難得當中找到一位志同道合的CEO又是傑青的朋友李志剛。他與我相識十多年，現為光華控股集團總裁、彼得．德魯克管理學院主席及北京光華慈善基金會理事長。他多年來積極參與服侍及義務工作，在一九九九年獲選為國際監獄團契亞太區董事及代表，另有參與推動大陸地區犯人服務機構的發展。及後創立的南京大學犯罪預防與控制研究所，當選為副主席。故此他常在香港及北京兩地走。因為他有一個理念，欲以基督徒管理者的工作倫理觀，分享經驗。故此，他與張金城合作出版了一本有關基督徒CEO管理心得的書；名為「道出管理」。

出版這本書的原因是眼見許多基督徒CEO做決策時面對不少困難，希望能將聖經的真理與時下流行管理文化整合，讓在職場工作的基督徒可以參考。而我亦有機會參予其中一個篇幅，題目是「CEO學徒」。這本書剛剛推出巿面，當中除了我的分享，還有24位來自不同界別的基督徒CEO分享他們在公司管理的經驗。

其中一個我認識多年的朋友柯廣輝律師，他的一個故事對我頗有啟迪。他說道很喜歡高爾所說的一個比喻：「在機場控制塔中的導航員，他最主要的工作，是負責指導飛機安全升降。對導航員來說，每一天都有著大大小小不同的工作，但在所有的工作中，卻沒有比監控指導飛機安全升降來得更重要的了。就算導航員把其他的事情分辨得十分出色，若然疏忽了飛機的起降安全，因而引致意外，他所做的其他一切，無論如何卓越，都不再有意義。這亦是高爾所說的：無可比擬的目的（Wildly Important Goal）。」

人的一生的確有著不同的崗位及使命，要做好懂得管理自己應要完成的任務，才能有效地再管理其他周遭的事。由使命出發，到管理自己，再管理他人，以至管理組織，最後回到社會。如果你有興趣了解一些基督徒CEO的心態，「道出管理」一書會是不錯的選擇呢！

刊於 《基督教週報》